《国史要义》是柳诒徵所著，旨在维护中华传统文化，引证大量史料，从史原、史权、史统、史联、史德、史识、史义、史例、史术、史化十个方面对中国史学传统进行了全面回顾和阐述。本书不仅是对中国史学传统的基本要旨思想的阐述，而且也是对那些盲目疑古的人的批评。全书叙论结合，观点鲜明，充分体现了柳先生“宏通博雅”、“文理密察”的学术研究特点。《国史要义》的写作，缘起于抗战内迁时期中央大学研究院“教授进修课程”的讲授。因为听讲者的特殊身份，柳先生放弃在名作《中国文化史》里展示过的叙事之长，集数十年积累，匠心独运，

《十四朝文学要略》是刘永济先生于1928年在沈阳东北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时的讲义。该书是一部体例、结构和见地均有特色的中国上中古文学史专著，主要梳理了自上古时代至隋朝的文学发展，共三卷二十余万字，辅以充分的材料说明，对中国文学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卷首叙论乃当初编写时为全书而设，并非专指十四朝。凡行文中遇有疑难或需解释之处，皆以小字详加注明，征引赅博。《十四朝文学要略》(上古至隋)因编至隋代而罢手，故用此名。

本书是中国散文包括从先秦至近代散文文体历经千年发展的历程，其中散文的定义在这里是广义的，它指的是骈文和散文两种语体结构。作者以骈散分合和时间顺序结构全书，持论客观公允，不乏真知灼见，是中国散文史研究方面的一部大作。陈柱是中国近代国学大师，勤于国学，博闻强记，根基厚实，精于子学，一生著作等身，五十余年著述九十余种，议论遍及经史子集四部，实不多见。他的《中国散文史》一书，远有所稽，近有所考，明源流本末，辨义理辞章，且多能与现代思想相发明，阐发宏深，实开散文史研究的新境界。

中国古典词学以词话、词选、词籍序跋、论词诗词、论词书札为主要文献载体，带有浓厚的个人主观色彩，进而衍生出不同的词学群体、词学流派和词学思潮，出主入奴，聚讼纷纭。本书以“严整之科学方法”和“客观的精神”对词这一文学体裁进行了全新的审视。全书分为上、下二编。上编论词之本体，即从文体角度介绍词的起源、调名、小令与长调、断句、平仄、发音、换头煞尾、慢近引犯、暗韵、衬音、宫调等；下编论词之技术，即从创作角度介绍词的写作技巧。本书扬弃并发展了王国维、梁启超的文学思想，开始自觉以一种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姿态来研

《诗言志辨》为朱自清先生诗论专著。爬梳上至春秋战国时的“诗言志”说，下至汉代的“诗教”说，从“比兴”到“正变”，贯穿四条诗论发展的历史。着重从理据角度阐明了“诗言志”的中国诗学传统。朱自清在书中引用大量诗篇及诗论原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文字清隽，论证缜密，公认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之作。《诗言志辩》是对“诗言志”这一概念流变的梳理。全书行文平稳妥帖，不矜才使气，无惊世奇谈，但每每从小处见大气象，从波澜不惊中得到精凿不移的真知创见。运用史的方法细致严谨地展现了”诗言志”内涵和外延的变迁，将“诗言志”

《文学论》是刘永济最早出版的一部学术著作，也是20世纪初叶较早问世而又较有影响的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著述，有着很大的影响。所附录的《古今论文名著选》，实为一部文论选。《墨识录》三卷，是刘永济先生晚年的读书笔记。本书末附“论文拾遗”，收入作者未曾收入各种专集的散篇论文十数篇。从文化视野看，刘永济主张中西文化的融合；他以“参稽外籍”、“比附旧说”作为《文学论》的著述方略，即是这种文化视野的展现。从文学史视野看，刘永济虽然承认“感化之文”、“学识之文”都可以纳入文学之中，但更为重视“感化之文”。他对中

《说文解字研究法》为马叙伦全面研究《说文解字》的著作之一。是书为作者在北京师范大学教书时候写的。该书分门别类，内容丰富，从古本、字体、本义到六书以及引文等涉及《说文解字》研究的方方面面，共有七十二篇之多，除了有助于解读《疏证》之外，其本身于研究《说文》者也大有裨益。马叙伦是中国现代文字学家、书法家，他对于文字学、老庄哲学、目录学、历史学等多个领域都颇有建树，其中尤其是文字学的功夫颇为深厚。《说文解字研究法》是对《说文解字》作了总体研究方法、研究体例、研究类型和研究意义的论述。

逻辑为正思之学，即给所有思想立种种法式，相互推校、参照，“以期所得信为最正确者而归依”。他认为，“逻辑之名，起于欧洲，而逻辑之理，存乎天壤”，先秦名学与欧洲逻辑“信如车之两轮，相辅而行”。该书以欧洲逻辑体系为“经”，以中国古代名辩理论和实例为“纬”编写而成。书后附有作者早年所写的6篇论文，其中《名墨訾应论》和《名学他辩》等篇对先秦名辩之学(见先秦逻辑思想)提出了一些重要看法。作者否定了西晋鲁胜以来所谓“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形名显于世”的传统说法，认为惠施、公孙龙既

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发生了一个新的学问，曰知识社会学。其内容是从社会学以研究人类之知识。但向来研究知识，有所谓知识论是属于哲学范围的。知识论之研究知识不得不求助于心理学，所以研究知识可有三个不同的方面：即一是取心理学的态度；二是取哲学(即知识论或称认识论)的态度；兰是取社会学(即文化科学)的态度。本书的目的在想说明形而上学是人类知识中的一种具有特别性质与特别功用在文化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东西。作这样的说明依然是以知识社会学(或称社会学的知识论sociologicalepistemology)为立场。故

本书从外源型现代化的一般规律考察了明治维新之路，大略形成如下认识：明治维新是以“思想的突破”为先导，以武士为领导，以独特的国民性为精神动力，以巨大而高素质的人口资源为依托，以近代财金体制和宪政体制的构建为保障而推进的一项以西方先进国家为模范的改革运动。思想的突破是外源型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最为难能可贵的是能够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认识形势，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合理的行为选择，把握社会发展的契机。江户时代，世界正经历着一场亘古未有的社会巨变。英法德美等西方国家率先启动现代化的车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