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宋元南戏的产生与传播作了较系统的研究。全书分为三个部分：上篇为南戏文本传播考论，对南戏的一些经典剧目的文本在明清时期的传播与变异作了梳理和考论；二是南戏舞台传播考论，对南戏艺人的生态、演出场所以及南戏的脚色体制、舞台排场、舞台道具、语言与曲调等分别作了论述；三是南戏在地方戏中的传播，对南戏在京剧、川剧、湘剧、越剧

本书分为文学和造型艺术两块，前者涉及英法德意美诸西方国家及个别拉美国家的文学，后者主要涉及文艺复兴的意大利造型艺术。就性质来说，均为作家（包括艺术家）或作品（包括艺术作品）论。所论各家，大多属本人尤为钟爱而持久关注者，如莎士比亚、拜伦、雪莱，以及意大利艺坛三杰。对其及其杰作之解读，乃是在占有材料并充分辨析理解的基础上，

《郑文公下碑》，又称《郑羲碑》，摩崖石刻，是北魏永平四年（五一一）郑道昭为传述其父郑羲之功德所刻。郑道昭（455-516）字僖伯，自号中岳先生，北魏荧阳开封人，历官中书侍郎、国子祭酒及光、青二州刺史等。郑道昭生性闲适散逸，喜游山水，好诗赋书法，于光州各地题刻甚多，其书宽博舒展，笔致凝实浑厚，方圆互参，蕴篆籀气。 《郑

《石门铭》，又称《泰山羊祉开复石门铭》。北魏宣武帝元恪永平二年（五〇九）立，记述了梁、秦二州刺史羊祉和左校令贾三德修复、重开褒斜道以及拓宽石门之功。刻石原在陕西褒城县（今汉中市褒河区）东北褒斜道石门洞壁，因修建水库，一九七一年被凿出并移至汉中博物馆保存。 《石门铭》原刻高一八〇厘米，宽二二五厘米，凡二六行，行二二字，

《爨宝子碑》，东晋义熙元年（四〇五）立，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出土于云南曲靖府南宁县城南七十里的杨旗田，咸丰初移置曲靖城内，现存于曲靖一中爨碑亭。爨宝子（三八〇—四〇三）仕东晋，官至“建宁太守”，任内广施良政，人民安乐，无奈英才早逝，百姓及僚属为其刻石立碑，传之后世。 《爨宝子碑》圆首方座，高一八三厘米，宽六八厘米

赵之谦（一八二九—一八八四），初字益甫，后改字？叔，自幼喜读书，好金石，广交金石学者，著有《六朝别字记》《补寰宇访碑录》等。赵氏早年楷、行学颜真卿，篆、隶出自邓石如，后服膺包世臣“钩捺抵送，万毫齐力”之法，将从北碑中所得笔法加以提炼发挥，贯穿于其他书体。凭借对书法艺术的准确理解和掌控，赵之谦成为碑派书法的典范。 《许

文徵明，初名壁（也作璧），字徵明，后以字行，更字徵仲，祖籍衡山，自号衡山居士，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官至翰林待诏。文氏早年仕途不顺，十赴应天府乡试，皆不中，后辞官专事书画，有孤芳高洁之品格，为时人敬重。文氏书法由宋元上溯晋唐，早期作品极类赵孟頫，行草学宋克、怀素，后参以黄山谷法，以大字居多，另有融《圣教序》笔意者，则多

董其昌（一五五五—一六三六），字玄宰，号思白，别号香光居士，松江华亭（今上海市）人。明后期大臣，官至南京礼部尚书。董其昌书画俱佳，是“云间派”和“华亭派”的代表人物，在明末清初之际，书名、画名俱显。其书用“淡”这一概念加以包裹、虚化，上接苏轼写意之精神，熔铸钟、王、米、颜，一任自然，平和冲虚，上能施于朝廷册文，下又不乏

吴熙载（一七九九—一八七〇），原名廷飏，字熙载，后避清穆宗载醇讳，改字让之，号让翁、晚学居士、方竹丈人等，仪征（今江苏扬州）人，清代书法家、篆刻家。吴熙载为包世臣之入室弟子，以篆、隶知名，二者均取法邓石如但又不为其所囿，在邓氏风格基础上勇于出新，得舒展秀润之韵味。其于印亦是如此，吴昌硕赞其“守而不泥其迹，能自放而不逾其

赵孟頫（一二五四—一三二二），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吴兴（今浙江湖州）人，为元代书坛领袖。赵孟頫为宋宗室，幼年丧父，母亲丘夫人勉励其刻苦发奋，入元出仕，曾任翰林侍读学士、荣禄大夫等职，卒赠魏国公，谥文敏。其书初学赵构、智永，后入二王宗室，中年后掺以李北海笔法，是唐以后书法之集大成者。 《朱子感兴诗并序》，纸本行书，现藏